交叉学科近期备受关注，直接原因是“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被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部署使其从高校层面的试点探索上升为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抓手。由此，交叉学科不再只是目录意义上的知识分类调整，而是被赋予支撑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的战略功能。
政策层面也持续推动相关中心从少数高校先行先试走向更广范围的创新载体建设，使其成为联结教育、科技与人才的枢纽。但热度并不自动转化为实效：如果只是行政性地把学科力量集中起来，课程、人员和项目仍相互隔绝，或者机构仅完成挂牌却缺乏稳定的学术议程、资源配置与评价规则，交叉研究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知识融合和问题突破。因此，讨论这一议题的落点，不是要不要建设交叉学科中心，而是怎样通过组织、治理和评价制度创新防止其形式化，培育可持续的协同研究能力，并切实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
一、制度背景：
从目录设置走向组织化建设
202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成为第十四个学科门类。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对交叉学科内涵作出界定，并建立“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放管结合机制以及调整退出机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将其作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一变化表明，交叉学科已不再只是学位目录和知识分类层面的调整，而是逐步进入国家创新体系组织化建设的议程。
从制度演进看，交叉学科受到重视，与知识生产综合化、科技攻关集成化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求上升有关。但制度热度并不等于运行实效。交叉学科中心在快速推进中面临两个突出风险：一是“拼盘化”，即各学科力量简单叠加，缺乏实质性融合；二是“空壳化”，即机构挂牌后缺乏实质运行，未能形成真正的交叉研究能力。二者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传统学科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机制和评价制度尚未充分适配交叉研究要求的结果。
二、根源诊断：
传统学科逻辑与交叉研究要求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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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盘化”的成因
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指出，在传统学科思维下，各学科往往采取两种做法：一是“做拼盘”，二是“划界限”。前者表现为将不同学科的课程或人员简单组合，而缺乏知识体系层面的真正融合。这一判断揭示出，交叉研究并不等于多学科人员在同一平台上的物理聚集，而是需要围绕共同问题形成概念、方法和评价标准上的整合。若缺少这一过程，跨学科实践容易停留在形式上。
从评价角度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李锋亮教授认为，交叉学科的资助与评估缺乏清晰的制度界定，导致资源配置存在较大随意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相关机构与人员对交叉学科的持续兴趣与投入。若对资源配置缺少稳定预期，参与者可能倾向于采取短期化、象征性合作策略，而非长期深入融合。
在人才培养层面，韩启德院士明确指出“学科交叉研究不是做‘拼盘’”，并建议完善适合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制度，包括选择合适的评审专家、延长评审过程、优化申诉渠道等。这说明，交叉研究的质量保障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学科评议方式，否则容易因专家结构单一或评价周期过短而抑制真正的交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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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化”的成因
跨学科研究机构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成立和数量增长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表现不佳的机构占据有限资源，在行政事务方面也存在重复设置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机构虽然存在，但学术议程、团队协作和资源使用并未形成稳定机制，容易出现“挂牌即完成”的空转状态。
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在解读《管理办法》时指出，当前学界对交叉学科概念和内涵的认知还不统一，社会公众对其认同度还不够高，亟需进一步加强引导。认知和认同不足，会影响交叉学科中心获取外部支持、吸引教师参与以及形成学术共同体的能力。
在教师管理层面，“交叉学科”门类的教师绝大部分来源于不同学科，需要探索科学的双聘机制和评价机制，相关的学生评价和成果评价需要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同行评议机制，避免同行专家仍然用传统学科思维左右评价结果。若人事归属、考核分配、成果署名等问题没有制度安排，教师参与交叉研究的动力就容易不足，中心也难以形成稳定队伍。
三、治理机制创新：
组织与治理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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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扁平化与柔性化
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提出，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应当采取扁平化、柔性化的组织架构，破解传统学科组织以院系为单位带来的行政壁垒、资源分割问题。具体而言，应建立“论证—建设—评估—退出”的全周期管理机制：论证阶段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建设阶段赋予中心充分自主权，评估阶段注重实际贡献和创新价值，退出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这一思路的要点在于，把交叉学科中心视为需要持续评估和调整的组织形态，而非一次性挂牌的行政机构。自主权与问责机制需要同步设计，否则可能出现两种偏差：一是管得过死，中心难以跨院系整合资源；二是放得过松，中心缺乏约束，难以保证学术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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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矩阵式治理
在治理机制上，应探索“矩阵式”治理模式，明确交叉学科中心与依托院系在人事双聘、成果共享、学生培养等方面的权责利边界，制定双聘教师考核分配细则，明确跨学科成果的归属与认定标准。同时，赋予中心在学术规划、资源整合、团队组建等方面的实质性自主权，形成“学校统筹、中心主导、院系支撑”的协同格局。
矩阵式治理的实质，是在不取消传统院系建制的前提下，为交叉任务建立相对独立的运行通道。其难点在于利益协调：教师的时间、成果和考核如何在中心与院系之间合理分配，中心学术自主权与学校统筹之间如何平衡。若这些细节不清晰，矩阵结构容易退化为多重管理，反而增加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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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践案例
东北大学出台了推进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指导意见，健全涵盖人员双聘管理、学术评价和成果认定、交叉学科专业设置、科技人才培养的“1+N”政策体系。在团队建设方面，实施学术带头人负责制、团队整体考核制和重大项目聘任制，在师资双聘、招生培养、成果认定、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建立学科交叉高端人才绿色通道。
北京大学推进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学科建设委员会工作机制，下设若干交叉学科领域的子委员会，完善校内跨学科研究机构管理机制，加强学部对所属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统筹和协调。其学科建设办公室的职责包括主动谋划布局交叉学科重点研究方向，指导开展交叉机构和交叉项目绩效评估考核工作。
浙江大学突出实际贡献评价导向，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制定交叉学科考评细则，围绕成果认定、跨学科成果互认、绩效考核等持续深化改革，实施“基础研究长周期考核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究院创新设立多学科专家交叉型学术委员会，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组建多学科交叉人才队伍，通过拓展中心内、中心间及校内外常态化交流平台，鼓励科研人员思想碰撞，实现“真交叉”。
这些案例显示，高校推进交叉学科中心建设的路径并不相同，有的侧重政策体系配套，有的侧重组织统筹，有的侧重评价改革，有的侧重学术平台建设。其共同点在于，都在尝试降低传统学科壁垒对交叉研究的制约，并建立与交叉任务相匹配的资源配置和评价规则。
四、评价体系改革：
从学科本位转向贡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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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导向：突出实际贡献
建立专门适用于交叉研究的评价体系，突出创新价值与实际贡献导向，推行长周期评价、同行评议与代表性成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在职称晋升、绩效奖励、项目申报中，明确跨学科合作成果和交叉团队领导力的权重，打破“唯论文”“唯学科”的固化标准。
这一导向符合交叉研究周期长、成果分布分散、合作链条复杂的特点。但“实际贡献”本身也需要清晰的认定标准，否则容易在操作中转向主观判断，甚至形成新的不公平。因此，贡献导向需要与透明的评审程序和可申诉机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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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多维框架
建立健全独立的交叉学科评价标准，打破单一学科评议局限，吸纳涉及相关学科的产业界、应用领域专家深度参与评审，构建“多元主体、多维指标”的评审框架。将交叉创新贡献、技术突破难度、产业应用成效、实际问题解决等纳入核心指标，区分基础交叉与应用交叉研究的评价侧重：基础研究看原创性贡献，应用研究看产业化价值。
多维评价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交叉研究的价值，但也可能带来评审成本上升和指标权重争议。因此，指标设计需要在全面性与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因指标过多而削弱评价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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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课程拼盘化”
在人才培养环节，要摒弃“课程拼盘”模式，打造多学科融合的核心课程模块，全面推行跨学科导师组负责制，强化产教协同与实践教学，推动交叉团队真协作、真攻关。南开大学在学科交叉项目制研究生培养中强调，课程体系应体现学科交叉特征，避免“学科拼盘”，培养环节由项目组自主确定考核形式和评价标准，论文评审答辩及申请学位成果由学科群统筹制定审核细则。
人才培养是交叉研究可持续的基础。课程融合和导师组制有助于学生形成跨学科视野，但学位归属、培养质量保障和学科群统筹仍需制度衔接。若只改课程形式而不改培养机制，仍可能回到“拼盘”状态。
结语
交叉学科中心的治理与评价，是一场关于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层变革。它考验的不是挂牌的速度，而是学术组织能否在传统学科建制与新兴交叉需求之间找到动态平衡。避免“拼盘化”与“空壳化”，不能仅靠某一项政策或某一套指标，而需要持续的制度调试：让资源配置跟随真问题，让评价规则尊重跨学科成果的复杂形态，让教师和学生在跨院系协作中获得稳定预期。唯有如此，交叉学科建设才能从形式上的集中走向实质上的融合，真正成为支撑原始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的持久载体。
*文章信息与未标注图片均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与各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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