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双一流”建设收官之际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舆论现象——名单即将更迭之时，公众与学界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于谁能“进”、谁会“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一流”在社会认知中被简化为某种身份标识。当“建设”被理解为“入选”，高校的发展重心便可能在无形中从长期耕耘滑向指标博弈，从内涵积累转向短期呈现。
在这一背景下，2022年初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展现出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改革方向。文件并未止步于对首轮经验的总结与延续，而是在制度层面推进一次深层调整：淡化身份色彩，强化动态机制，将政策重心从“遴选”进一步转向“建设”，从资源分配进一步转向成效衡量。这一调整既涉及评价方式的优化，也触及大学发展理念的深层重塑。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转向的内在逻辑与制度设计，分析“建设”一词在第二轮周期中被重新定义的方式，以及这种重新定义对147所建设高校所带来的现实要求。
认知惯性：“入场券”心态的深层折射
“双一流”建设的五年周期，恰与中国“十三五”规划完整重叠。首轮收官之际，舆论场上关于“谁进谁出”的讨论颇为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公众仍习惯于将“双一流”理解为一种身份认定，一种关乎“进位”或“保位”的层级序列。然而，2022年初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名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理念重心，正在从身份认定转向持续建设，从资源配置导向转向价值创造导向。这一变化不仅影响着政策框架的设计逻辑，也在逐步引导147所建设高校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与行动策略。
回顾与审视：“身份导向”现象的成因
理解这一转变，有必要回溯首轮建设启动时的社会认知背景。当时，外界普遍将“双一流”视为“985工程”“211工程”的自然延续，一种新的身份序列。在此认知下，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倾向：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产生了较强的“保底”预期，认为入围之后便无后顾之忧；部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则将大量资源集中于少数重点打造的学科，试图以个别“亮点”学科提升整体显示度，而学科生态的整体发展则未得到同等重视。少数高校在申报阶段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材料准备，入选后却未能将建设方案持续落地。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深层问题：当“双一流”被理解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身份配置时，建设本身便容易被边缘化，真正的办学质量提升反而退居其次。
制度纠偏：名单调整与动态管理
针对上述问题，新一轮政策在制度设计上作出了相应调整。值得关注的是，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一变化并非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化，其制度用意在于弱化身份固化倾向，使各类建设高校均处于“建设中”的动态进程之中。与此相配合的“公开警示”机制，对首轮建设成效未达预期的学科提出整改要求，并设定了再评价的时间节点。这种动态管理方式使“有进有出”从理念走向实践，也使得“建设”二字的本来含义得以回归——一流是一种通过持续努力不断趋近的动态目标，而非一经授予便长期持有的静态标签。
评价重构：以需求与质量为导向
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新增学科的认定标准上。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增学科需同时满足“切合急需”“水平出色”“整体达标”三项条件，且认定过程“不与各种大学排名、论文指标等挂钩”。这表明评价导向正在从以论文数量、引用频次为核心的指标竞赛，逐步转向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参照的贡献导向。首轮建设中，部分高校对ESI排名、QS排名等国际指标给予了较高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将学术发表的数量与影响力作为核心追求。新一轮政策通过成效评价体系的优化，将人才培养质量置于评价的突出位置，并提出“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这一导向意在引导高校将关注点从排名指标转向人才培养与成果产出的实质内容。
路径分化：分类施策释放办学活力
“一流大学是建设出来的”这一判断，在新一轮政策中被赋予了更为具体的制度内涵。建设周期被理解为持续投入、不断修正的动态过程。新一轮政策为不同类型高校设计了差异化的建设路径：赋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科建设自主权，鼓励其探索冲击世界一流前列的新模式；对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逐步扩大自主设置学科的权限；对于区域特色突出的建设高校，支持其围绕区域重大需求加强学科建设。这种分类施策的制度逻辑，承认了不同高校在国家战略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定位：有的聚焦于世界学术前沿，有的着力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的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些贡献形式不同，但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行为调适：对高校办学方向的三点启示
这一方向性转变，对建设高校的办学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已从原则性倡导转变为具有实质影响的评价尺度。高校有必要建立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公共卫生与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国家重点布局领域形成可持续的教学科研能力。其二，聚焦自身优势特色意味着高校需要审慎对待学科扩张。在动态调整的制度框架下，过度分散资源的学科布局策略可能面临较大压力；而将优势领域做深做实、形成不可替代的特色，则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其三，持续投入教学与科研是制度环境倒逼下的必然选择。当排名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下降，而人才培养质量与科研的实际贡献成为更核心的衡量标准，高校最可靠的发展策略便是在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等方面长期积累、稳步提升。
标尺之变：回归大学的价值根基
“双一流”建设方向的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式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一调整试图回应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课题：如何在保持适度竞争压力的同时，避免短期博弈对长期发展的干扰；如何引导大学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始终锚定服务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向。从身份认定到持续建设，从资源争取到价值创造——这一转变意味着大学评价的逻辑正在经历一次深层调整：衡量一所高校高度的，终究是其为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所创造的真实价值，而非名单上的身份标识。对于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校而言，这一变化或许意味着更为清晰的发展坐标——因为最终的评价尺度，不在于获得了怎样的名分，而在于贡献了什么。
结语
政策文本中的“建设”二字，说来平实，落笔千钧。它既非一纸名单可以定义，也非若干指标能够穷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方向调整，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大学因何而卓越？从身份到贡献的转向，给出的答案清晰而笃定——卓越不在于被赋予怎样的标签，而在于持续创造怎样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体现在培养出的每一位学生身上，也凝结在产出的每一项成果之中，更汇聚于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每一次努力里。
*文章信息与未标注图片均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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